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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資本的力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生產型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同等重要的關系型社會資本，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鄉賢”到“新鄉賢”：內涵、職能的嬗變

“新鄉賢”一詞是“鄉賢”在現代社會的表達，具有典型的時代性和現代意義，在中國這個高度集權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國家邁進過程中，從“鄉賢”到“新鄉賢”，其內涵烙刻著歷史的軌跡和時代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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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鄉賢”指的是村鎮中多才多能、有較大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致仕官員或社會賢達人士。“鄉賢”一詞連用，最初出現在東漢。隨著時代變遷，“鄉賢”一詞使用日盛，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際，一些為躲避政治，退隱鄉里過著閑云野鶴日子的為官者和士大夫，成為“鄉賢”階層的主要構成部分［1］（P65），重構了鄉村經濟與社會秩序。“士大夫居鄉者為紳”，“鄉賢”轉化為“鄉紳”，獲得功名而不為官的儒生和告老還鄉的官員成為“鄉紳”或者“鄉賢”的主要成員，“鄉紳”或者“鄉賢”成為介于官、紳、民三種社會力量之間的階層，“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紳協助，則勸誡徒勞，紳不得官提倡，則愚迷弗信”［2］。

“鄉紳”“鄉賢”群體的出現與封建制度密不可分。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不斷加強中央集權，但由于行政管理層級多、信息傳遞層層衰減，導致中央集權的勢力不斷被削弱，到達鄉村一級時官府便成了強弩之末，以致宋代便有了“皇權不下縣”之說。為了彌補政府勢力在鄉村的弱化，保甲制應運而生，一方面協助朝廷征收稅賦徭役，另一方面維持地方安定，保甲制也因此被執政者沿用至民國時期。傳統的中國農村的“鄉紳治村”現象誕生于保甲制。“鄉紳”“鄉賢”常年生活于此，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多是大家族中有威望、明事理、敢于決斷的族長，或是擁有財富且對當地作出貢獻的聲名卓著的士紳。這些“鄉紳”“鄉賢”上能向官府表達民意、下能了解百姓心聲。隨著時代的發展，附有職業等級味道的“鄉紳”一詞逐漸被附有道德評價的“鄉賢”一詞所取代，并被人們所接受和認可。

“鄉賢”既學識淵博又身居高位，即使退居鄉里仍然具有極大的威信，其公道正直的品德，都讓鄉民們信服。因此，在當地化解鄉里各種矛盾，處理鄉民之間各種糾紛，“鄉賢”在為鄉民百姓謀取利益的基礎上，從而獲得一言九鼎的話語權。到了明清之際，人才的作用日益彰顯，“鄉賢”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各州各縣都設有鄉賢祠，用以表彰與紀念對本地產生過影響的人物。歷代“鄉賢”都會協助官府處理諸如挖渠筑壩、搶險救災、架橋修路等當地事務，還會發揮個人影響淳化風俗、定紛止爭、穩定秩序等［3］。在基層社會發展進程中“鄉賢”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直到鴉片戰爭后，由于統治者的腐朽無能，加之外國列強侵略，鄉賢不愿繼續在臺前服務鄉民百姓，轉而選擇隱退，“鄉賢”群體衰落。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封建等級制度和人身依附關系被新型的平等關系所替代，人與人之間盡管有職業不同、分工的差別，但地位、人格、身份上都是平等的，農村的社會結構更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才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力，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過的，人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一切問題都能解決。有知識、有文化、身體健康的青壯年，是鄉村中的優質生產力，更是鄉村經濟發展、充滿活力的動力源泉，具有較高素質的農村青壯年作為生產力要素的流失，留在偌大鄉村中的只有年邁的老人、婦女和小孩，人們俗稱為“三八六零六一”“部隊”，鄉村的土地、工具這些死的生產力無法與活的生產力“人”結合起來發揮作用，因而無法生產出物質財富，廣大鄉村急劇衰落，嚴重空心化，變得死氣沉沉。因此，在鄉村發展面臨著困境的關鍵時刻，黨中央接連出臺新型城鎮化戰略、美麗鄉村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其中鄉村振興戰略是事關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國家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戰略。而要使這一戰略實施獲得成功，人才是關鍵。因此，在鄉村振興戰略救贖鄉村衰落之時，“鄉賢”成為大多數有識之士的熱切期盼。

按照《詞源》的釋義以及“鄉賢”原意經過歷史的沉淀和時代的演化，“鄉賢”指的是在“鄉”這一中國古老行政單位中“多才多能”的人，后來逐漸成為國家或社會對一些道德品質高尚、具有儒家學問、有所作為的官員，或是有崇高威望、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在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1］（P65）。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鄉賢”始終是聯結統治者、治國理政者與鄉民百姓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當統治者的公共決策與地方民意產生沖突時，“鄉賢”利用自身威望代表鄉民百姓與統治者進行溝通交流。“鄉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綜合各方利益，維持農村社會穩定。因此“鄉賢”能得到官府、地方宗族、鄉民百姓的多方支持。“鄉賢”成為一種榮譽稱號，實際上是對享有這一稱號者的人生價值、道德品質乃至學問的一種正面肯定。

傳統的“鄉賢”發展到新時代，內涵更加豐富，失去了傳統作為“表彰的榮譽稱號”的意義，僅保留“多才多能”的評價，因此被人們稱為“新鄉賢”。所謂“新鄉賢”，是指新的歷史條件下同本地鄉土有聯系的，有知識、有能力、依靠較高的道德素養和感召力，對鄉村振興發揮建言獻策、出謀劃策，為鄉村振興作出重要貢獻的社會賢達和精英。“新鄉賢”完全超出了“鄉賢”局限于“士紳”的范疇，涵蓋的范圍更廣更寬泛，組成群體更多元，包括各種類型的精英人才，諸如技術能手、致富能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等，他們有的在當地生活、工作，北汽威旺205發動機多少錢一臺，有的雖然在外地工作但通過項目或其他形式回到家鄉，為當地的鄉村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只要是能夠為鄉村振興貢獻智慧和力量的人，無論是在體制內工作的離退休返鄉的官員、教師、醫護人員、軍人，還是文人學者、企業家、海外華人華僑，甚至返鄉大學生、在外打工經商的村民，都成為群眾和政府認同的“新鄉賢”。“新鄉賢”這種多元、包容的群體結構，這種成長于鄉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績的經歷，既保障了資源的豐富性，又保障了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能充分發揚創新精神、實現鄉村振興的特質。

正是因為“新鄉賢”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新鄉賢”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學術界也引發了熱烈討論。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將“鄉賢文化”列入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新鄉賢”，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圍繞“新鄉賢”建言獻策；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對“新鄉賢文化”進行了闡析。“新鄉賢”文化傳承并發展了傳統鄉賢文化中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特點，并賦予“以鄉情為紐帶，以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示范引領”的新時代特點，不單是傳統中國文化在新時代鄉村社會的表現，還有利于延續農耕文明、培育新型農民、涵育文明鄉風、促進共同富裕，更有利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4］，最終有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

二、“新鄉賢”成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新動力源

中國社會隨著農耕文明向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經濟社會關聯逐漸取代原有的地緣關系，村民之間的關系功利性增加，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離開鄉村進城務工，留守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老人農業”成為困擾中國農業發展的現實課題［5］。加之農民自身對鄉賢的認同感降低，因此傳統意義上那種一呼百應、既是橋梁紐帶又能掌控大局的鄉賢很難再出現。大量優質的代表著農村中先進生產力的青壯年農民的外出，造成了農村人才的空心化，大量土地撂荒，鄉村逐漸衰落。

在鄉村逐漸衰落的同時，中國的城市一片繁榮，城市化獲得了大的發展，到201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文明逐漸代替鄉村文明。傳統的鄉村建設模式被打破，鄉村村落呈現出工業社會、農業社會和現代社會三大歷史性變遷的“層疊社會形態”［6］（P74）。面對如此鄉村困局，中央自2004年開始，連續十多年以“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的方式，重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村建設現代化，為此還發布多項政策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不斷增加惠農、強農專項資金。黨的十九大又專門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將解決“三農”問題的議題推向新的高潮。但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城鄉差別始終是制約中國發展的一道難題，是新時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建設美麗鄉村，實現鄉村振興，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一環。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人才匱乏，有的鄉村出現“刁民”群體化現象，繼而演變成主流，替代農民成為鄉村社會秩序的主導人和決策者［7］（P31）。因此，為實現“共謀、共建、共治、共享”，鄉村亟須探索鄉村治理多元主體協同共建之路，“新鄉賢”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新鄉賢”作為一種關系型社會資本，是鄉村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新鄉賢”，至少包括下列五類人士：

一是體制內工作離退休返鄉的官員、教師、醫護人員、工人、復轉軍人等。這些人可以稱為“五老”，即老干部、老教師、老醫生、老工人、老軍人，他們長期在體制內工作，掌握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和專業技術，見多識廣，社會關系多，離退休以后，有的回歸故土，將自己擁有的知識、資源與技術奉獻給家鄉，為家鄉的振興貢獻才華和智慧。例如，曾經擔任過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甘祖昌將軍解甲歸田，帶領全家人返回江西老家農村，做了一名“將軍農民”，利用自己的見識、威望以及社會影響等社會資本，改變了家鄉貧窮落后的面貌，造福于家鄉的老百姓；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退休后回到家鄉，22年間帶領大家植樹造林，發展了5.6萬畝、價值3億元的林場，并將之無償捐給國家，帶動家鄉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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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德高望重的老黨員和老基層干部。這些人有“三老”之稱，即老支書、老主任、老黨員，他們長期工作在鄉村基層第一線，在位時公道正派，沒有私心，為老百姓謀福利，說話有分量，村里人信服，深得老百姓擁護和愛戴；退位后威信仍在，鑒于對村里事務了如指掌，仍受到村民們信任發揮自身的余熱。這類人有德有為有位，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寶貴財富、基層社會治理的主心骨、鄉村發展的穩定器。民營企業碧桂園在廣東清遠農村開展精準扶貧時，其中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發揮鄉村中“三老”的“新鄉賢”作用，有效化解了扶貧過程中遇到的征地、拆遷、搬遷、公共設施建設等各種矛盾，減少了阻礙，降低了扶貧過程的交易成本。

四是在城市務工創業的“新市民”和回鄉建功立業的企業家。改革開放以后，大批有一定文化的農村青壯年到城市去務工，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新市民”。他們經歷了城市文明的洗禮，受到市場經濟的熏陶，增長了知識和才干，掌握了一技之長，成為經濟建設的能手，有的甚至自己創業成功，成為“小老板”，掌握了先進的管理技術。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他們心系家鄉，致富不忘本，帶著改變家鄉面貌的愿望和技術資金回鄉創業，承包家鄉的土地、荒山、魚塘，開辦紡織廠、養雞場、養豬場，搞特種種植業、養殖業，紅紅火火，有聲有色，帶領家鄉人民脫貧致富，改變家鄉面貌。如江蘇句容唐陵村支部書記劉樹安，在城市打工創業成功后，回到家鄉，利用家鄉典型的丘陵崗坡地特點，發展苗木產業，形成了以苗木種植銷售為主以及苗木經紀人包裝運輸、勞務編織和住宿餐飲一條龍產業鏈，振興了家鄉，富裕了老鄉。這類人越來越多，成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新鄉賢”。

五是從鄉村中走出去的大學生、研究生和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這些人從家鄉走出去，成為各行各業的精英翹楚，雖身在異鄉，但心系桑梓，希望看到家鄉的變化，看到父老鄉親富起來，過上好日子，因此愿意通過自己的知識、技術、資金、項目，為鄉村振興出錢出力、建言獻策。這類“新鄉賢”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雖然并不一定親力親為，但他們通過項目投資、專利出讓、技術支持、出主意、給點子等方式，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廣東、浙江、福建一帶有很多的鄉村，僑胞和華僑支持修橋修路，開辦企業，這些依靠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支持富起來的僑胞村、華僑村，就是“新鄉賢”的貢獻。

“新鄉賢”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種“新”，不但表現在他們對家鄉振興的期待，更在于他們回報家鄉這片土地的殷殷之情，愿意通過自己的知識、才華、資金、技術為鄉村振興作出貢獻，因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是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作出了獨具特色的貢獻，無論是“在鄉”的鄉賢和“不在鄉”的鄉賢，都能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帶來更豐富的資源，為鄉村振興貢獻出更多財力、物力和智力，譬如傳承鄉村民間文化、資助鄉村教育發展、投資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鄉村經濟、帶領村民脫貧致富、調解鄰里矛盾糾紛等。

二是“新鄉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族長，他們具有民主素養，身上散發著現代文明氣息，致力于率先垂范、多做實事，以自己的言行感召村民，在村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從不居功自傲，更沒有倚仗權勢和實力干涉鄉村治理事務，而是以平等的態度為人處世，與村民保持一種平等和諧的關系，將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協商制度作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內容，推動新時代鄉村治理的現代化。

三是“新鄉賢”群體廣泛，類型多種，包容性強，政治精英、道德精英、文化精英、技術精英、商業精英等，有在鄉的不在鄉的，有國內的國外的，有離退休后葉落歸根的，有外出打工創業的，他們具有不同的資源，分屬于不同的領域，構成不同的類型，但都滿懷鄉土情結投身到鄉村振興事業中，為家鄉的經濟社會建設作出獨特的貢獻。

四是“新鄉賢”普遍具有較高的品行和聲望，他們以德化人，孝老愛親，道德情操高尚，富有奉獻犧牲精神，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和內在的動力。“新鄉賢”群體由退休返鄉的政府官員、德高望重的基層老干部、榜樣模范、賢人志士、業界精英組成，既是風氣教化的實施者，又是公共事務的建設者，同時還是糾紛矛盾的調解者，是政治體制之外的“魅力權威”。正是因為有他們為鄉村振興建言獻策、文化傳承、風俗教化、價值引領、出錢出力，大大增加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社會資本，減少了實施阻力，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更有效率。

三、“新鄉賢”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作用發揮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尚賢”“重能”，使鄉賢文化具有獨特的地方魅力和特色。鄉賢文化的主體是鄉紳，他們在鄉村的宗族治理、民風淳化、道德倫理維系等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漫長的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種獨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鄉賢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的重要組成部分，誕生于鄉村、扎根于鄉村，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維系鄉村社會運轉的主導力量。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復興鄉賢文化［8］（P11），不僅承載著聯結家族血脈、傳承族群文化，還是全世界華人華僑尋根問祖、葉落歸根的精神歸屬和棲息家園。這種根植于血脈的精神內核成為“新鄉賢”回歸、實現鄉村振興的動力之源，同時鄉村社會也成為“新鄉賢”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鄉村是人們的根，歷史上的“鄉紳治村”對維持傳統鄉村社會的穩定、促進繁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9］，使得德才兼備的鄉村精英和反哺鄉村的各界鄉賢開始出現。“新鄉賢”和傳統鄉紳的相同之處在于都體現了鄉村精英在鄉村治理、鄉村穩定和繁榮中的重要地位。但傳統的“鄉紳治村”是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借助鄉紳的力量對鄉村社會實施的控制，實質上是為封建政權服務的；而“新鄉賢”涵蓋的范圍更廣泛，不僅僅是政界、商界、學界及各類成功人士回歸鄉里、反哺家鄉，而且是帶領村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引領中國農村走向“善治”的“借力”［10］“借智”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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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于從傳統向現代、農業向工業、封閉向開放全面轉型的中國鄉村社會，治理場域內的利益主體結構發生重整，基層政權退化［11］（P32）導致鄉村自主生產價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莊共同體迅速解體［12］（P42），個別地方的鄉村甚至出現黑惡勢力入侵和鄉鎮基層政權退化。因此，吸引“新鄉賢”回歸鄉村，實現“鄉民”與“新鄉賢”有機融合，形成鄉村民眾和鄉村精英結合起來的新的治理模式，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9］，整體上提升鄉村治理能力，破解鄉村治理中面臨的種種治理困境，使鄉村真正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環節。

（一）引領現代鄉風民風家風的文明價值建設

作為關系型社會資本化身的“新鄉賢”，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作用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價值引領上弘揚鄉村振興戰略的正能量，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沿著一條正確的軌道進行。

鄉村振興首先要在鄉村中引入現代文明，破除腐朽封建迷信的落后習俗和價值觀，使現代文明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發揮正能量的推進作用，從而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成功。“新鄉賢文化”本身是一種有著榜樣力量的文化，“新鄉賢”作為鄉村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崇德向善、致力于公益事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先導者。封建社會的鄉紳階層壟斷各種資源，所以他們才得以推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社會價值觀；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新鄉賢”擁有豐富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所需要的資源。他們大多受教育程度很高，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或從政從軍，或創業經商，或從事教育、科技、醫療和其他行業，且在各自的領域中卓有成就，成為“道德精英”“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又都懷有濃厚的桑梓情、故鄉意。“新鄉賢”身上的文化道德力量可以教化鄉民、反哺桑梓、澤被鄉里，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有利于凝聚人心、促進和諧、重構傳統鄉村文化，更有利于鄉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設。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不僅需要“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的智力、有效運用財富的能力，而且需要“道德精英”維系文化傳承和維護社會和諧。“新鄉賢”是“道德精英”中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地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口碑好，深受民眾尊崇，一直在鄉村振興中承擔著弘揚傳統美德、培育文明鄉風民風家風等重要責任，扮演著重要角色。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同時，中國的鄉村社會在精神道德層面面臨著諸多問題，廣大鄉村民眾在傳統心智還占據主導地位之際，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沖擊使他們無所適從，功利主義色彩愈發厚重，繼而出現鄉村社會的道德水準下降、村民人際關系中的信任危機，公共精神所需要的社會資本存量不足；村民的鄉村歸屬感降低；村莊公共事務的參與性降低，鄉村認同感下降［13］（P100）。因此，向民眾推行文明、和諧、法治、誠信、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非常必要的，而“新鄉賢”正是傳播這些價值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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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者，需要充分挖掘“新鄉賢”蘊含的內在潛力，使之與中國鄉村熟人社會中蘊含的道德規范結合起來，按照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時代要求，構建起包括“基層黨委政府+村‘兩委’+群眾”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權重評價機制，打造出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學識卓越的“新鄉賢”隊伍。同時通過招募教師、醫生、村干部、企業家、志愿者、愛鄉愛村模范等系列活動，把那些德行好、口碑好的“在鄉”和“不在鄉”的“新鄉賢”推選出來，開展“新鄉賢”評選表彰，并向他們頒發最美“新鄉賢”證書，授予榮譽，建立榮譽墻，豎立榮譽碑，舉辦“新鄉賢文化節”“新鄉賢文化研討會”等主題活動，通過報紙、廣播和各種新媒體，向群眾弘揚“新鄉賢”文化，使“新鄉賢”的優秀品質和高尚道德情操內化為村民的行為規范和道德自覺，有效激勵廣大村民，涵養積極向善、見賢思齊的文化氛圍，增強“新鄉賢”的榮譽感、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們更有責任感地通過各種途徑、各種方式和手段回報家鄉，投身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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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體”基層治理模式建立

鄉村振興的基礎條件是在鄉村建立一個良性、文明、現代的治理結構。當今中國鄉村貧窮落后、“又見炊煙升起，暮色罩大地”的鄉村美景逐漸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有效解決鄉村復雜局面的治理體系和科學的治理結構。鄉村振興，亟須回溯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從中尋找出破解之道。因此，“鄉紳治村”的模式對于目前鄉村振興仍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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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秩序和諧的實現單靠外力干預難以持久，村莊的內生性才是實現鄉村秩序和諧的動力之源。其中內生的村莊秩序通過村莊內部人與人的聯系而形成的行動能力進而為鄉村社會提供秩序基礎［15］（P124）。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力量、鄉村自身的內生秩序控制力量構成了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兩種不同性質和向度的力量。鄉村自身的內生秩序控制力量離不開鄉村精英力量的形成與推動［16］（P89）。因此鄉村治理需要政府、社會、鄉村精英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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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整個中國治理體系薄弱環節的鄉村中實施這樣一個巨大戰略，要面對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家長里短的瑣碎事務多、基層自治要求高、任務重等大大小小的問題，因此需要建立“新鄉賢”參事會，利用熟人社會的集聚效應，為村級治理配好智囊團，推動基層組織協商民主，探索以村黨組織為核心，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體”的基層治理新模式［17］（P101）。

“新鄉賢”作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推動者，是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體”的基層治理新模式建立的中堅力量，在鄉村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鄉村治理體系，提高鄉村治理能力，事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成功與否。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者，要發揮“新鄉賢”的作用，一要建立起對“新鄉賢”鼓勵引導的機制，包括履職激勵機制、榮譽授予機制和公益捐建冠名機制。以對家鄉的感情為紐帶，吸引本地的、外地的、在鄉的、不在鄉的企業家、黨政干部、學者、醫生等各行各業的技能人才等回歸，壯大“新鄉賢”隊伍，鼓勵“新鄉賢”通過投資創業、行醫辦學、捐款捐物等方式服務鄉村振興事業。二要給予“新鄉賢”恰當的參與身份，使他們能夠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這個大舞臺上展現自身的才干和價值。鼓勵并引導優秀的“新鄉賢”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第一書記、村主任等，為他們提供服務群眾、服務鄉村振興的舞臺。三要建立有政府、村“兩委”、群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對“新鄉賢”的評價機制和退出機制，以確保“新鄉賢”隊伍的純潔性和公信力。建立內外部精英流通和外部精英內部化機制，既重視本土“新鄉賢”培育，又加強在外“新鄉賢”的發現和選拔，不斷充實完善“新鄉賢”結構，解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人才短缺問題，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人力資源、社會資本的強力支撐。

（三）營建現代化的鄉村經營體系

（四）提升鄉村公共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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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丹，魏賢梅.唐宋時期鄉賢對文化傳承的作用——以徐州地區為例［J］.文教資料，2016（8）：65-66.

［2］王先明.鄉賢：維系古代基層社會運轉的主導力量［N］.北京日報，2014-11-24（19）.

［3］李金芳.“新鄉賢”未來大有可為［EB/OL］.（2016-03-17）［2020-05-05］.http：//www.rmlt.com.cn/2016/0317/420693.shtml.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N］.人民日報，2016-03-18（1）.

［5］張冰歌.“老人農業”凸顯農業發展隱憂［EB/OL］.（2011-07-19）［2020-05-06］.https：//hnrb.voc.com.cn/hnrb_epaper/html/2011-07/19/content_368155.htm？div=-1.

［7］賀雪峰.鄉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關于取消農業稅后國家與農民關系的一個初步討論［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4（1）：30-41.

［8］仇保興.新型城鎮化：從概念到行動［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11-18.

［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N］.人民日報，2017-10-28（1）.

［10］唐瓊.新鄉賢是鄉村治理的“黏合劑”［N］.四川日報，2016-09-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