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紅旗,2003年老紅旗車
七十年代初,紅旗的一角飄揚在我胸前
文:王海軍
又恰逢一年一度的“六一”國際兒童節,正是麥香杏黃之時,2003年老紅旗車,我和二十多名泉城影友,有幸參加了商河縣殷巷鎮為部分留守兒童捐贈書包文具的公益活動。
會場上鑼鼓喧天,彩旗飄揚,鎮上的孩子們表演的精彩節目,不時贏來了一陣陣的喝彩與歡呼聲浪---尤其是那精彩絕倫的少年鼓子秧歌,更是表演的激情澎湃,技藝精湛,表現了“秧歌之鄉”不同凡響的非遺傳承和文化底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來到了!二十幾名接受捐贈的留守兒童們,依次排著整齊的隊伍翹首以待。隨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音樂聲的響起,我和同去的攝友將一個個嶄新的書包、文具和新版的《十萬個為什么》書籍,贈送給孩子們。接受到捐贈物品的小不點兒們興奮得象一群小鳥,萬分激動地接過書包等文具,向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行少先隊禮,并把一條條鮮艷的紅領巾戴在我們脖子上。沒承想,時隔近五十年我又一次戴上了這既熟識又陌生的紅領巾,此情此景恍如隔世,令我的眼眶濕潤,感慨萬千!美好的思緒也頃刻飄忽到幾十年前的一段段往事中----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剛滿六周歲。因不到入學年齡,不能到轄區的濟南英雄山小學就讀。于是,就輾轉到了我家宿舍后面的濟南磚瓦一廠子弟小學,成為了一年級的小學生。那時候,正值“文革”后期,大興政治掛帥,“全國山河一片紅”。工廠、農村和街道學“紅寶書”、跳“忠”字舞、戴主席像章,成為一種社會生活和信仰的主流。當時,中學里加入“紅衛兵”是大孩子們心馳神往的追求;而小學中加入“紅小兵”(即現在的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則是每一個孩子們最渴望的事情!一條鮮艷的紅領巾能夠戴在自己的胸前,在那個年月是何等的光榮和驕傲啊---
在上個世紀60至70年代,紅旗轎車是中國汽車工業的一面旗幟。改革開放之后,紅旗在繼續承擔“國車”重任的同時,不斷向市場化、商業化的方向邁進。2018年1月8日,中國一汽發布新紅旗品牌戰略,決心把新紅旗打造成為“中國第一。
我們學校是一所廠辦小學,絕大部分是工廠子弟,像我這樣“蹭”進學校的外來戶學生是鳳毛麟角。那時候的學校,教學質量和水平有限,但是,班級選拔加入紅小兵隊伍卻是嚴格有加,每個學期能夠加入紅小兵的孩子寥寥無幾。第一學期只有我們班里的班長和幾位學習骨干,榮幸地戴上了紅領巾,其他穿著破衣爛衫,淌著鼻涕皴著臉的同學們,只有在稚嫩的小臉上寫滿了羨慕和無奈而望洋興嘆---
到了二年級,幸運之神終于垂青于我。作為“外來戶”且年齡比同伴都小的我,也很榮幸地得到了老師和班級的青睞,戴上了紅彤彤的紅領巾,成為紅小兵隊伍的一員。當時,我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同學一起跟著老師面對偉人像宣誓的時候,并不知曉宣誓的意義所在,只知道是老師千挑萬選的好孩子才能佩戴上紅領巾,所以,幼小的心靈中也是充滿了自豪的。回家后,我還一蹦三尺高地向家人和鄰居報告這個好消息!
鮮艷的紅領巾不單單是一種榮譽的象征,而且,也是學校中能夠參與一些重要活動的通行證。1972年暑假期間,學校接到了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就是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來濟南訪問。我們學校挑選出三十多名戴紅領巾的紅小兵,男孩子身著藍褲、白襯衣,女孩子是花裙子和白上衣。每天都集中在學校教室外的空地上,一個學生一手持一個花環,集體做歡呼跳躍的動作,嘴里并且要喊出整齊的口號。猶記得當時我們呼喊的口號是: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西哈努克親王萬歲,毛主席萬歲!
練了大約半個多月的時間,同學們練得動作嫻熟,聲音洪亮。1972年8月10日,上午九點許,在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徐向前的陪同下,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及賓奴先生抵達濟南。整個歡迎現場人聲鼎沸,氣氛熱烈,泉城頃刻掀起了一股熱情歡迎的熱浪---我們學校的歡迎隊伍安排在了英雄山路上(原濟南木器四廠),我和同學們看到外賓的車隊到了,歡呼雀躍著搖動手中的花環,拼勁了氣力喊著歡迎的口號,甚或都沒有看清楚柬埔寨來賓的模樣,也就在一陣陣的興奮中完成了我們這次神圣而光榮的任務!
紅旗轎車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一輛紅旗制造出來,這不得不提到設計者及主要領導人,時任一汽車身處設計科科長呂彥斌。紅旗是中國一汽直接運營的高端汽車品牌。2018年1月8日,中國一汽發布新紅旗品牌戰略,以“中國式新。
2017年8月11日
1960年,紅旗轎車編入《世界汽車年鑒》。1966年4月,20輛紅旗三排座高級轎車送到北京,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等國家領導人正式乘用。 20世紀60年代起,紅旗轎車成為國家禮賓用車,被譽為“國車”。當時,外國政府首腦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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