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石化與清華大學聯合研究的《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評價與政策支撐研究報告》正式發布。本研究繪制了我國可降解塑料的物質代謝圖，首次提出以可降解性為核心的可降解塑料對比傳統塑料評價指標體系，同時從社會經濟多維度分析了可降解塑料的可行性使用路徑。

完整版報告如下——

前言

塑料污染問題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關注，例如微塑料的環境污染問題，塑料廢棄物海洋漂浮帶問題，塑料中化學物質在不規范的回收中遷移導致的環境毒性問題等。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塑料污染治理壓力，2020年1月16日，中國正式發布《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發改環資〔2020〕80號）》，這是在我國污染治理歷史上首次提出的系統性解決中國塑料污染問題的綱領性文件。其中，作為塑料制品替代方案的一環，“可降解塑料”多次出現在該政策文本中。例如，文件中提出“以可循環、易回收、可降解為導向”、“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袋，規模化推廣可降解地膜”、“制修訂可降解材料與產品的標準標識”等政策要求。同時，可降解塑料產業由于天然具有“環保”的標簽，符合當代環境、社會、企業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ESG）投資趨勢，因此目前吸引了大量國內企業資本投資該領域，但是可降解塑料是否真的環保仍然需要進行環境－經濟－社會多維度評估。

塑料廢棄后發生環境泄漏是塑料領域的主要環境問題，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目的是解決我國塑料廢棄物環境泄漏后的污染問題。本研究旨在通過開展量化評價研究，闡明目前可降解塑料領域亟待明確的與政策制定息息相關的突出問題，例如可降解塑料產能相較于需求是否過剩，可降解塑料相較于傳統塑料是否具有更好的環境友好性，對于傳統塑料的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能否實現塑料環境泄漏控制的作用等問題。本研究在回答以上這些問題的基礎上，識別我國可降解塑料使用優化實施路徑，提供可降解塑料應用于塑料污染治理的可行性行動方案，為“十四五”期間的塑料污染治理提供政策支撐與建議。

本研究開展了我國可降解塑料領域的分材質、分制品級別的精細末端流向的實地調研，繪制了我國可降解塑料的物質代謝圖。同時，對比了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全生命周期環境影響，首次提出以可降解性為核心的可降解塑料對比傳統塑料評價指標體系。利用情景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從社會經濟多維度分析了可降解塑料的可行性使用路徑。

01 研究背景

1.1可降解塑料概況

塑料根據降解與否可分為可降解塑料和不可降解塑料。可降解塑料是指各項性能可滿足使用要求，在使用后在能降解成對環境無害物質的塑料。不可降解塑料則指無法或者很難通過微生物降解的塑料。

1.1.1生物降解塑料

生物降解塑料指在自然界下通過微生物（如細菌、霉菌和藻類等）的生命活動就能引起降解的塑料，其作用機理一般分為生物物理作用與生物化學作用。生物物理作用指隨著附著在材料表面微生物的不斷增殖，高分子材料發生水解、電離、質子化等物理分解過程，生成分子結構不變的低聚物碎片或單體；生物化學作用指在微生物分泌的酶等物質侵蝕下，聚合物逐步斷裂并氧化分解，或被微生物吸收作為呼吸作用原料，代謝成CO2和H2O的過程。理想的生物降解塑料是一種具有優良的使用性能、廢棄后可被環境微生物完全分解、最終被無機化而成為自然界中碳素循環的一個組成部分（CO2、H2O）的高分子材料。

根據塑料降解程度的不同，生物降解塑料可分為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和不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生物破壞性塑料）。不完全生物降解塑料是指在普通塑料（不可降解的塑料）中加入一些可降解的生物物質，比如淀粉、纖維素、蛋白質等，但普通塑料部分仍不可降解；完全生物降解塑料是指在堆肥條件下，通過微生物的作用，可在180天內轉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的降解材料，其性能與普通塑料幾乎相同，也被稱為“綠色塑料”。

完全生物降解塑料按制造工藝不同，分為微生物合成降解塑料、化學合成降解塑料、天然高分子共混降解塑料；根據原材料來源不同又可分為生物基生物降解塑料和石油基生物降解塑料。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包括聚乳酸（PLA）、聚羥基烷酸酯（PHA）等；石油基生物降解塑料包括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己內酯（PCL）等。狹義上所稱的生物降解塑料均為完全生物降解塑料。

1.1.2生物基塑料

生物基聚合物（或生物聚合物），如纖維素、淀粉和木質素等，與化石基聚合物不同，它們由源于可再生生物資源（如植物等）的碳組成。然而，這些由生物基物質構成的塑料，并不一定是可生物降解的。生物基和化石基聚合物都有可生物降解或不可生物降解的品類。這種區分極為重要，&34;這個前綴往往會引起混淆。例如，生物基來源的合成bio-PE塑料制品和bioPET塑料制品是不可生物降解的，而石油基來源的合成聚對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BAT）是可生物降解的。從分子結構角度看，全生物降解塑料的可降解性只取決于主鏈上是否含有可以在生物體酶促反應條件下水解的官能團，例如，酯鍵，肽鍵等，而不取決于是否由石油或生物質來源的碳鏈構成。

傳感器1) P1516 進氣歧管空氣控制電磁閥 - 輸入錯誤(Tribute 2005) P1504 怠速控制執行器關閉電磁閥 - 電路開路 P1629 節氣門閥執行器 - 彈簧測試故障(第1排) P1696 發動機控制模塊(ECM) - 。

1.2可降解塑料領域國內外政策形勢

1.2.1國外政策

2019年6月，歐洲議會發布了《關于減少某些塑料制品對環境影響的指令》（第2019/904號指令），目標是防止和減少塑料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同時促進向循環經濟的過渡。在該指令的背景下，從到2021年7月開始將禁止氧化降解塑料的使用，因為其不會完全分解成二氧化碳、生物質和水，而是碎裂成微塑料。此外，該指令對塑料的定義并未對傳統塑料、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和生物可降解塑料加以區分。因此，對某些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禁令將適用于包括可降解塑料在內的任何材料。不過，預計歐盟將于2027年7月之前對該指令進行再次評估，其中包括評估適用于本指令范圍內的相關一次性塑料制品及其一次性替代品在海洋環境中的生物降解性標準或規范的科技進展，以確保后者在足夠短的時間內完全分解為二氧化碳（CO2）、生物質和水，使塑料不會對海洋生物造成危害，也不會導致塑料在環境中的積累。（第2019/904號指令，第15條）。

2021年5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次性塑料制品指南》，該指令規定從2021年7月3日禁止所有歐盟成員國在市場中投放諸如餐具、吸管、棉簽、發泡容器在內的9種一次性塑料制品，其中明確指出應禁用以改性的天然聚合物制造的塑料，或用生物基、化石基或起始物質不是自然產生的合成塑料為原料的上述一次性制品。

1.2.2國內政策

2020年初，中國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發改環資〔2020〕80號）》，其中將可降解塑料提升到較為核心的高度，隨后多部委紛紛出臺配套政策。2021年7月國家發改委發布《“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其中在塑料污染治理的塑料替代路線里，可降解塑料的推廣應用同樣是重要環節。受政策刺激驅動，可降解塑料相關產業在我國迎來了一輪高速發展階段。

2021年9月國家發改委發布《“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動方案》，本研究團隊直接參與了該政策的起草，提出應充分考慮竹木制品、紙制品、可降解塑料制品等全生命周期資源環境影響，開展不同類型可降解塑料降解機理及影響研究，科學評估其環境安全性和可控性，出臺生物降解塑料標準，規范應用領域，明確降解條件和處置方式，推動生物降解塑料產業有序發展，引導產業合理布局，防止產能盲目擴張，加快對全生物降解農膜的科學研究和推廣應用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有力地支撐了塑料污染治理的管理決策。

1.3可降解塑料科學評估

現今市場上在全生物降解塑料之外，由于具有相對的成本優勢，一些諸如淀粉類改性塑料、小麥秸稈共混PP塑料等不可完全降解的所謂&34;，雖&34;日漸下降，但仍有一定的應用。因此，首先需要對我國市場真實情況開展實地調研分析。可降解塑料產業由于天然具有“環保”的標簽，符合當代環境、社會、企業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ESG）投資趨勢，因此目前吸引了大量國內企業資本投資該領域，但是可降解塑料是否真的環保仍然需要進行環境－經濟－社會多維度評估。

目前我國塑料污染治理的重點仍是解決傳統塑料環境泄漏后的環境影響問題，為應對國家塑料污染治理的實際需求，需要根據不同的使用場景、使用條件和末端處理手段，識別出可降解塑料應用的可行性方案。評估可降解塑料在不同地區的替代效果要配合發展垃圾處理大背景來看，在堆肥設施發展緩慢、廚余分出率低的地區，在廚余塑料袋中使用可降解塑料的替代效果就會打折扣。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考慮成本、配套基礎設施、環境影響、技術安全、配套標準與標識等多方面因素。

1.4研究目標

目標01

通過識別我國全品種可降解塑料，獲取我國市場的真實情況。通過分析市場占有率信息，進一步明確本研究的核心對象，并深入調研其生產成本、單位投資額、產能、技術工藝流程、產品類型與典型應用場景、核心技術國產化率等關鍵信息。

目標02

通過物質代謝分析，明確我國可降解塑料核心品種的實際流向。通過對實際生產工藝流程和不同末端處理場景配套的塑料替代分析，得到不同路徑的可降解塑料環境影響評價。通過逐一評價不同材料的可降解性，明確現有產品是否具有環境友好性，為加強監管提供方向。

目標03

通過情景分析，提出可降解塑料典型應用場景作為未來政策備選方案，分析可降解塑料可能政策應用場景下的環境影響與成本，為“十四五”塑料污染控制政策出臺提供依據。

02 可降解塑料物質代謝及環境影響分析

2.1我國可降解塑料末端流向現場調研

目前，我國進入工業堆肥、厭氧發酵等生物質處理設施的可降解塑料中，絕大多數會作為雜質被設備分揀出，進入不了最終的生物質降解發酵環節，無法實現其降解優勢。本研究對我國某循環經濟產業園進行現場考察以及文獻調研，發現我國廚余和餐廚垃圾最主要的處理方式為厭氧消化產沼氣配合沼渣焚燒的工藝，生物質好氧堆肥處理占比遠低于厭氧消化處理。餐廚垃圾相較于廚余垃圾而言，生物質純度更高，油脂含量較多，一般會有提油系統將粗油脂提純再生利用。兩種工藝的處理主要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廚余垃圾工業堆肥和厭氧消化體系一般流程

生物質主要處理系統分為預處理系統和厭氧消化或好氧堆肥利用系統。其中，預處理環節主要包含以下部分：

（1）粗分選：上料機將物料均勻送至粗破碎機進料皮帶，將物料中大的木條、鐵器、石塊等大尺寸物料分選出來。通過大物料分選后的物料進入粗破碎機進行破碎處理，將袋內物料分散開，進入滾筒篩，一定尺寸以上篩上物（主要是塑料、紡織等）直接進入到打包機打包后外運焚燒，而篩下物（大部分有機物）進入精細分選環節。

（2）精細分選制漿：物料進入彈跳皮帶，去除物料中石頭、陶瓷、玻璃等硬質惰性物質與瓶蓋、筷子小粒徑雜物及塑料、紙張等輕質雜物。同時對大塊有機質進行破碎，得到漿狀物料的均質物料，該物料泵送至后續系統處理。壓榨濾液通過收集池收集后，通過柱塞泵打入緩存料斗，進入下一環節。

（3）除砂除渣：經精分制漿系統處理后制成的有機漿料，泵送至除砂除渣裝置有效去除沙粒、貝殼、玻璃、瓷片、砂石等重物質雜質和細纖維、細碎塑料片、辣椒皮、辣椒籽等難以消化并對后續工藝造成干擾的非營養性無機物品，除砂后的漿液最后進入厭氧系統。

▲圖2 廚余垃圾預分選和厭氧消化工藝中塑料揀出情況

通過以上過程，進入生物質發酵系統中的雜質質量占比實際小于5%，如圖2所示。實際使用中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如生物可降解塑料袋、餐盒等制品，由于目前機械分選和磁選均無法將其與普通塑料制品進行區分。

從塑料替代政策角度而言，由于絕大多數生物可降解制品會被分離出，作為雜質進行焚燒或填埋處理，這導致政策推進中，在現有末端設施分選環節的約束條件下，對于希望進入廚余垃圾處理設施降解處理的可降解塑料制品，如可降解垃圾袋、可降解餐盒具等實踐方案，實際上不能達到最初的目的，而只會和傳統塑料的作用類似。

我國生物質處理設施的運行時間周期遠短于目前可降解塑料標準中規定的降解時間，現有降解標準無法滿足設施對可降解塑料的要求。我國廚余垃圾處理設施的組成占比中，好氧堆肥工藝大致占比為16%，厭氧消化工藝大致占比為84%，好氧堆肥處理設施中固含物在設施中停留30天以內。厭氧消化處理設施中固含物一般在發酵罐中停留20到40天，濕式厭氧停留時間長于干式厭氧。

▲表1不同降解測試環境下的標準方法與試驗周期表

自動變速箱 - 電路故障 P114B 后催化轉換器燃油修剪太稀(第1排) P1746 變速器液壓力控制電磁閥 - 電路故障 P1603 控制器局域網(CAN)數據連線，點火開關控制模塊 - 故障 P14C6 水箱散熱器通風。

如表1所示，目前對于工業好氧堆肥條件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判定標準為6個月內可降解，對于濕式厭氧消化條件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判定標準為3個月內可降解，干式厭氧消化條件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判定標準為半個月內可降解。

故障碼廣汽傳祺B286000出現這種狀況需要把廣汽傳祺車鑰匙放置在車輛時中央扶手儲物槽的鑰匙感應區來實現數據聯通，車輛的曲軸位置傳感器故障，更換掉這個曲軸位置傳感器就能解除故障。以上就是故障碼廣汽傳祺B286000的原因和解決辦。

目前歐盟和我國出臺的政策中，可降解塑料180天的測試時間明顯周期過長，而且僅以工業堆肥條件作為可降解塑料評價標準與末端實際情況脫節，實際現場中厭氧發酵是主要的生物質處理方式。為滿足我國廚余垃圾處理設施的實際情況，需要將降解測試時間大幅縮短到30到40天，同時需要更加重視在濕式厭氧消化條件下的降解表現。

2.2可降解塑料的物質代謝分析

方法學基礎

本研究使用物質代謝分析（MaterialFlowAnalysis，MFA）來研究我國2020年可降解塑料生產使用與廢棄的物質流動情況。

據此本研究得到我國可降解塑料分材料品種與制品種類的物質流數據。本研究物質代謝研究邊界如圖3所示，包含可降解塑料材料生產、制品生產、使用廢棄后進入可控焚燒、衛生填埋、厭氧發酵、工業堆肥、環境泄漏等細分的物質代謝流向。

▲圖3中國可降解塑料物質代謝研究的邊界框架

在本研究中，主要識別了可在微生物條件降解的塑料材料，不考慮光氧、熱氧等其他非生物降解條件的不完全降解塑料材料品種。因為這些材料會以塑料崩解的方式產生微塑料污染問題。按我國市場實際主要品種劃分，本研究涵蓋聚乳酸（polylacticacid，PLA），熱塑性淀粉（thermoplasticstarch，TPS），聚羥基烷酸酯（poly-hydroxyalkanoate，PHA），聚對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Poly(butyleneabdicate—terephthalate)，PBAT），其中TPS一般作為填料與其他材料混合使用，TPS作為填料未涵蓋其中，一般在可降解制品中添加15%~60%的TPS。我國還存在占比較小、基本未商業化的其他可降解塑料材料品種，如聚己內酯（polycaprolactone，PCL），二氧化碳和環氧丙烷共聚物（Polypropylenecarbonate，PPC）等，均未納入本研究范疇。

我國可降解塑料產能規劃增長迅速，其中PLA和PBAT是主流材料品種。同時，可降解塑料產業技術體系方面已經較為完善，具備全鏈條自主可控能力。根據中國石化化工銷售公司在我國各主要區域現場調研，2020年我國PBAT類可降解塑料產能約29.3萬噸。截至2021年4月，國內已有超過50家企業宣布進軍PBAT產業，國內已規劃產能達到1439.8萬噸，至2021年底，國內PBAT產能已達到68萬噸，目前在建產能128萬噸，涵蓋18家企業，另有40多家企業宣布計劃布局PBAT產業，規劃產能達到約965萬噸。從現有建設和規劃情況看，十四五末我國PBAT產能有望超過1150萬噸。由于2021年以來BDO價格高企大幅波動，造成PBAT生產成本的不確定性增大，多數企業未配套BDO生產裝置，以及下游需求不及預期，致使不少新進企業項目建設推遲，實際落地產能還未可知。

國內PLA市場分散度較高，近年來，國內一些玉米深加工企業和生物化工企業開始投資進入PLA產業，但PLA產業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已建并投產的生產線并不多，且多數規模較小。2020年我國PLA類可降解塑料產能約22萬噸，目前在建產能超過60萬噸，涵蓋8家企業，并有14家企業計劃布局增產PLA，規劃產能超過200萬噸。若項目能落地，2025年我國PLA產能將達380萬噸，成為全球PLA主產地。由于PLA的中間體光學純度的丙交酯提純工藝復雜、難度高，該項技術一直是生產PLA的核心技術難題。由于丙交酯分離提純存在壁壘，多數企業仍停留在攻關中，預計我國目前和未來的主要產能還是掌握在安徽豐原、浙江海正等這幾家生產工藝成熟的企業。浙江海正目前擁有產能4.5萬噸/年，2020年12月1日，其年產3萬噸聚乳酸項目成功投產，實現聚乳酸樹脂工業化生產跨越式增長，海正稱已自主掌握丙交酯（聚乳酸中間體）等核心技術，能夠夯實推進我國聚乳酸的產業化發展。

除了上述企業，國內其他企業，如吉林中糧、河北華丹、永樂生物等也都有規模不等的聚乳酸生產線。總的來說，國內企業目前在PLA生產領域基本具備自主生產能力，不存在大規模擴產后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問題。

除PBAT類、PLA類可降解塑料之外，我國存在部分二氧化碳共聚物（PPC）與PHA類可降解塑料產能，相對而言產能規劃較小。

從可降解塑料制品主要應用的領域來看，PBAT主要用于膜袋類可降解塑料制品，PLA主要適用于硬質可降解塑料制品。目前PBAT主要適用于一次性購物袋、一次性餐具包裝和農用地膜領域。2020年，一次性購物袋領域消費量最高約為13.12萬噸，占比約為65.6%；一次性餐具包裝領域消費量約為6.4萬噸，約占32.0%；農用地膜領域消費量約為0.48萬噸，占比2.4%。PLA主要以餐飲、快遞等生活源包裝物為主，消費量約13.18萬噸，占比約為65.9%，其次為醫療領域，消費量約4.82萬噸，占比約為24.1%，農用薄膜和其它使用領域用量相對較少。

代謝流向分析結果

經過中國石化化工銷售公司的現場調研，可降解塑料制品主要分為可降解塑料袋、可降解塑料餐具以及可降解吸管3大類。對于制品使用后的廢棄階段，利用大量設施環境影響評價報告中的參數，同時現場實地考察了我國某循環經濟產業基地，將可降解塑料制品廢棄后主要流向分為5種，即可控焚燒、衛生填埋、厭氧發酵、工業堆肥以及環境泄漏（包含主動的環境泄漏，如可降解地膜與被動的隨意丟棄而未得到環衛清理的環境泄漏），同時統計分析各流向情況。

我國可降解塑料目前絕大多數仍然流向受控焚燒與衛生填埋方向，實際進入環境以及進入生物質處理設施發揮可降解優勢的可降解塑料比例極低。根據實地調研結果，可以繪出我國生物可降解塑料物質代謝情況，如圖4所示。2020年，生產環節PLA、PBAT合計占到目前我國生物可降解塑料總產量的81%，同時占到未來我國生物可降解塑料產能規劃的絕大多數，因此，分析PLA和PBAT的使用和末端處理處置情況可基本代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整體情況。在制品使用環節，可降解塑料袋（38.34%）、可降解塑料餐盒具（38.82%）、可降解塑料醫療用具（13.12%）、可降解塑料吸管（3.24%）、可降解塑料農用地膜（2.41%）是我國目前可降解塑料最常見的5類制品，其中生活源合計占比約80%。

▲圖4 2020年中國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物質代謝圖

在可降解塑料制品廢棄環節，目前主要流向分為受控焚燒和衛生填埋（合計約占96.77%）、廚余垃圾工業堆肥（0.001%）、廚余垃圾厭氧發酵（0.006%）、泄漏進入環境（3.10%），其中以可降解農用地膜為主的環境泄漏占可降解塑料總環境泄漏的77.60%。

可降解塑料一方面目前單獨回收進入廚余垃圾處理設施的占比幾乎為零，混合在傳統塑料垃圾進入廚余垃圾設施約占可降解塑料總量的0.15%，另一方面在進入廚余垃圾處理設施后由于存在分揀環節，真正進入工業堆肥和厭氧發酵的比例極低，兩個因素疊加后，可降解塑料最終進入工業堆肥和厭氧發酵的比例合計不到0.01%。經與行業專家溝通，我國不存在生物可降解塑料回收再生產業，因此本研究未考慮該環節。

2.3 可降解塑料生命周期分析

方法學基礎

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是核算單位物質或行為，在全生命流程類產生的綜合環境影響的方法，全生命流程包含從生產、消費、廢棄處理處置乃至回收再利用的整體范圍，根據不同研究邊界存在一定變化。該方法廣泛應用于環境管理領域中評估各種生產、消費和廢棄物的環境影響。LCA根據標準參數將每種行為產生的物耗、能耗、水耗對應到若干諸如環境變暖潛值、人體毒性潛值等可歸一化對比的環境影響指標上，從而可以實現不同制品使用之間的環境影響對比。

▲圖 5 生物可降解塑料和傳統塑料生命周期評價對比框架

在本研究中，分別核算傳統塑料以及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并進行對比，識別二者之間的影響區別。傳統塑料部分主要以聚丙烯（polypropylene，PP）、聚乙烯（polyethylene，PE）、聚苯乙烯（polystyrene，PS）、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olyethylen eterephthalate，PET）等傳統塑料品種作為研究對象。可降解塑料以PLA、PBAT兩種最主要的材料品種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框架如圖5所示。

生命周期分析結果

生產環節

▲圖 6 生產環節 1kg 可降解塑料與 1kg 傳統塑料環境影響對比

在主要指標中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環境影響總體近似，個別比較突出的差異是PLA在土地占用影響方面較高、化石能源消耗相對較小。選取包含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可吸入顆粒物（Particulate matter）等在內的約10種環境影響指標，對PLA、PP、PS、LDPE、PET、PBAT等6種塑料生產的環境影響進行對比，如圖6所示。結果顯示，氣候變化、化石能源消耗、可吸入顆粒物、土地使用是兩種塑料對比的重點。生物基塑料在化石能源消耗方面占優，但是在土地使用和可吸入顆粒物方面處于劣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生物基塑料生產時需要消耗種植作物，例如ErwinT.H.Vink等人報道，生產10kgPLA大約需要消耗24.5kg玉米。PBAT雖然是可降解塑料，但是其石油基原材料來源導致其環境影響構成與PET類似。

▲圖 7 生產環節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環境影響加權綜合對比

對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生產環節環境影響加權綜合對比發現，除PET與PBAT的環境影響較高外，PLA與其它傳統塑料的環境影響基本接近，PLA略優于其它傳統塑料。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生產環節加權平均后的綜合環境影響如圖7所示。結果顯示，PBAT和PET顯著高于其它品種塑料，究其原因主要是PET和PBAT的生產流程較長，中間產物較多。除此之外，PLA在生產環節與其它傳統塑料如PP、PE的綜合環境影響接近，并未顯著優于其它傳統塑料。

▲圖 8 末端處理環節可降解塑料4種處理方式環境影響對比

末端處理環節

PLA的衛生填埋會導致顯著的氣候變化影響和臭氧層破壞。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在不同末端處理方式下的環境影響如圖8所示。與其它末端處理技術相比，可降解塑料填埋在許多影響類別中都表現出較高的影響。在氣候變化影響GWP方面，填埋表現最差，由于填埋氣燃燒排空、填埋場逸散直排甲烷等因素，1kgPLA在填埋設施的CO?排放當量為3.1kgCO?eq，超出可降解塑料焚燒的CO?排放當量約1倍，超出傳統塑料焚燒的CO?排放當量約35%。垃圾填埋氣體燃燒的直接排放是生物氣候變化、總氣候變化、臭氧消耗形成的主要原因。

▲圖 9 末端處理環節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環境影響加權綜合對比

對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末端處理環節加權綜合對比發現，PLA與傳統塑料焚燒時，綜合環境影響接近，對于PLA最優的處理方式是工業堆肥與厭氧發酵。不同末端處理方式下，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加權平均后的綜合環境影響如圖9所示。結果顯示，在相同的處理方式下，PLA的綜合環境影響接近于傳統塑料。對于可降解塑料，衛生填埋是最差的末端處理方式，因為產生的大量填埋氣會顯著增加溫室效應。可降解塑料的堆肥和厭氧發酵是較好的末端處理方式，但是結合3.1的研究結果，對于進入末端處理處置設施的可降解塑料而言，如何使其真正進入到堆肥和厭氧發酵環節才是重點。

2.4 環境可降解性分析

方法學基礎

從2000年可降解塑料逐漸開始商業發展以來，已有大量研究開展過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之間的環境影響對比研究。傳統LCA由于數據庫缺失的問題，基本不包含塑料環境泄漏后產生的環境影響問題。例如，歐盟在2019年發布的一項長達700頁的詳細的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對比研究政策支撐報告9中對比了各種可降解塑料制品和傳統塑料制品的環境影響，但是由于數據缺失未包含塑料環境泄漏后的影響。由于可降解塑料最核心的優勢在于解決了傳統塑料意外泄漏時帶來的環境風險，因此不考慮環境泄漏的研究結果將不足以支撐政策制定工作。例如，即使可降解塑料在現有評價體系內生命周期影響稍高于其它材料，但是只要能實現在環境中降解，也是可以在重點泄漏區域使用的。

TroyA.Hottle等人7對比分析了20項以上有關可降解塑料生命周期環境影響評價研究其中只有一項研究開展過可降解塑料環境泄漏后可降解性方面的量化研究，但是他們分析的是可降解塑料可以在水中漂浮多久，并未涉及可降解塑料環境降解性的關鍵指標。本研究首次提出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可降解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可降解塑料可應對的降解環境種類、降解時是否為完全降解（完全反應生成二氧化碳、水、甲烷、生物質等代謝產物）、降解時間等若干指標為核心評價指標。其中，在本研究中的降解環境根據國內外降解標準結合實際設施需要，重點識別了工業堆肥、35℃中溫厭氧發酵、55℃高溫厭氧發酵、土壤掩埋、淡水環境、海水環境等6種環境。根據實際現場調研的結果，設定工業堆肥的最長時間為30天，厭氧發酵的最長時間為45天，該時間為我國這兩種末端處理設施的普遍最長運行時間，超出該時間段的未完全降解物質（如厭氧污泥殘渣）會被移除出設施的發酵環節進入最后的焚燒或填埋環節。

本研究發現可降解塑料標準的試驗周期與實際各環境下可降解塑料所要求的降解時間不匹配，因此本研究需要通過實證降解研究獲得各環境下實際降解時間。PLA和PBAT是中國市場上最主要的兩種生物可降解塑料。PHA是一種較為有前景的所有自然環境下均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材料，改性淀粉經常作為填料加入到PLA或PBAT中。

分品種環境可降解性分析結果

▲圖 10 六種環境下 PLA、PBAT、PHA、天然纖維素與淀粉的可降解性對比

在生物質處理設施的發酵條件下，本研究對比了PLA、PBAT、PHA、淀粉和天然纖維素的降解特性，如圖10所示。根據實證降解研究結果發現，在現有實際設施運行時間中，PLA可以在工業堆肥和高溫厭氧消化環境下降解，但是不能在中溫厭氧消化條件下降解。PLA在58℃工業堆肥條件下，在我國工業堆肥設施30天左右最大運行時間內，降解率可以達到約70%，在55℃高溫濕式厭氧消化條件下，在我國濕式厭氧設施40天左右最大運行時間內，降解率可以達到約80%，兩種條件下的降解率分別優于或接近天然纖維素在兩種條件下的表現，但是PLA35℃中溫濕式厭氧消化條件下，40天時的降解率只有約10%。因此本研究認為PLA在工業堆肥和高溫厭氧消化條件下可在末端廚余垃圾處理設施中降解，但是中溫厭氧消化條件下PLA難以在設施中降解。

在現有實際設施運行時間中，PBAT不能在工業堆肥、中溫厭氧消化以及高溫厭氧消化的環境下降解。PBAT是一種典型的應試產物，其在現有的工業堆肥標準下可以降解，即以180天為測試終止條件其可以表現出完全生物可降解性，但在現有生物質處理設施中運行期限內（30到40天）基本無法降解。PBAT在工業堆肥設施單批次最大運行時間30天時降解率小于5%，在35℃和55℃濕式厭氧消化設施單批次最大運行時間40天時降解率均小于8%，即PBAT在任何廚余垃圾處理設施中的實際降解表現均遠遠劣于天然纖維素和PLA，遠達不到設施實際運行時間要求。因此本研究認為PBAT單獨使用時不能在末端廚余垃圾處理設施中降解。

在實際設施的生物質發酵環節中，PHA具有最優秀的生物降解性能。在58℃工業堆肥、35℃濕式厭氧消化、55℃高溫濕式厭氧消化下均可表現出優于或接近天然纖維素的降解率。因此本研究認為PHA可在末端廚余垃圾處理設施中降解。PHA本身是天然存在于微生物中的儲存碳源和能量的物質，由于其生物降解性能過于優異，導致其在加工和使用中極易降解，這成為制約其應用的一大問題。例如，PHA在海水中兩周內即降解約80%，導致PHA漁具產生耐用性問題。

結合實證降解研究數據，在廚余垃圾降解環節，實際能發揮可降解優勢的可降解塑料比例極低。因此，如果政策采取在生活領域常見的塑料包裝制品中鼓勵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的話，實際上在垃圾處理末端后很難發揮其降解優勢。

▲表 2 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評價指標表

可降解塑料在特定的易直接產生塑料環境泄漏的領域中使用相較傳統塑料有無可比擬的降解優勢。如表2所示，本研究提出了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評價指標。不同可降解塑料對應的降解環境從1種到6種之間不等，而傳統塑料在與之對應的環境下均無法降解；不同可降解塑料可以降解的時間從0.1年到5年之間不等，而傳統塑料以目前的認識是降解時間以100年以上計。

因此，對于會產生直接環境泄漏的領域，如欠缺回收產業無法開展大規模機械回收的邊遠地區地膜農具使用問題上，可以使用可降解塑料進行傳統塑料替代，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同時，對于可降解塑料的使用，能否應用于直接造成環境泄漏的領域應該作為一個重要評價指標。

2.5政策情景分析

方法學基礎

情景分析法是通過設定若干未來可能性的場景與趨勢，對預測對象可能出現的情況或引起的后果做出預測的方法。本研究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發改環資〔2020〕80號）》中的重點領域要求，結合我國塑料制品用量實際增速，設置7個情景及16個子情景，據此核算“十四五”期間未來五年的可降解塑料使用情況，分析優化情景。

7個情景包括基準情景、生活源整體替代情景、塑料袋重點替代情景、外賣塑料重點替代情景、快遞塑料重點替代情景、農業塑料重點替代情景、海洋塑料重點替代情景。具體子情景和具體情景說明如表3所示。

▲表 3 政策約束條件下的可降解塑料替代情景設置說明

為評估各情景下塑料泄漏環境影響的改善效果，本研究給出不同情景塑料環境泄漏改善率的核算方法，如式（1）（2）所示：

式中表示不同情景下針對塑料泄漏環境影響的改善率，η表示可降解塑料的環境泄漏利用率。Mreduce表示傳統塑料環境泄漏的減少量，Mbioplastics env表示泄漏進入環境的生物可降解塑料量，Mleak表示環境泄漏總量，Mbioplastics total表示不同情境下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總使用量。

由于在泄漏進入環境時可降解塑料和傳統塑料的降解時間相差懸殊，因此在這里計算P時，設定當泄漏進入環境的傳統塑料替代為生物可降解塑料時，塑料泄漏的環境影響為零，即本研究認為在發生環境泄漏時，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傳統塑料可以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

為了研究不同情景的針對塑料環境泄漏問題的改善效果，需要核算我國塑料制品的整體環境泄漏率。如式（3）所示，Rleak total表示我國塑料整體環境泄漏率，Rleak urban表示城市泄漏率，Rleak rural表示鄉村泄漏率，POP urban表示城市人口，POP rural表示鄉村人口，POP total表示總人口。

根據中國住建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21，我國城市和縣級單位垃圾未處置率分別為0.08%和0.69%，鎮和鄉分別為10.82%和15.65%，按我國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城市和鄉村人口數據（如表4所示）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得到我國塑料整體環境泄漏率在5±1%。

▲表 4 2020 年我國城鎮和鄉村人口及占比表

據此數據可以核算不同情景的針對塑料環境泄漏問題的改善效果，例如，整體替代情景下，如果進行100%可降解塑料替代，那么發生環境泄漏時可以滿足100%為可降解塑料，對于環境泄漏的改善率為100%。但是可降解塑料的環境泄漏利用率極低，因為只有5%會泄漏進入環境，另外95%會進入焚燒或衛生填埋處理，可降解塑料的環境泄漏利用率只有5%。

情景分析結果

我國生物可降解塑料如按目前大量企業產能規劃建設，在“十四五”期間會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的問題，需要提前做出調整。核算并對比不同情境下可降解塑料的消費量，如圖11所示。A14B13是目前政策約束最強的組合情景，其含義是對于所有政策提出禁限要求的塑料制品100%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替代，同時對于邊遠地區的地膜制品100%使用生物可降解地膜替代。即使對比該情景和目前已經規劃在建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產能，從2022年即會開始出現大量產能過剩問題，到2023年會遠遠大于A14B13情景下政策實際需求的最大用量，對比政策約束最強情景將超出近3倍的過剩產能。

對于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消費量，生活源領域整體進行可降解塑料替代的方案最大，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的方案最少。從圖11可以看出，在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的方案，即B系列情景，其生物可降解塑料用量約22到50萬噸，處于最低區間。政策約束最強情景A14B13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用量隨年份變化約為200到600萬噸，處于最高區間，其余各情景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用量接近，年用量居于50-200萬噸之間。

▲圖 11 生物可降解塑料產量與各情景下的用量對比圖

政策約束下最強的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可以解決約七成塑料環境泄漏問題，但是生活源領域整體替代的方案實際上對于環境泄漏問題的改善率極低，必須配合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方案才能實現較好的環境泄漏改善率。如圖12所示，對比了不同情境下可降解塑料的環境泄漏改善率，即傳統塑料環境泄漏的減少量占各情景下塑料環境泄漏總量的比例，同時也為可降解塑料實際應用于環境泄漏的量占各情景下塑料環境泄漏總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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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約束下最強的組合情景A14B13在“十四五”時期可以實現約70%的塑料泄漏環境影響改善率，其余改善效果較好的情景均包含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方案，即B系列情景。但是如果不開展農業領域替代工作，僅替代塑料袋、快遞、外賣等重點領域的組合情景A21A31A41和對生活源一次性塑料制品整體替代情景A12、A14時，其塑料泄漏環境影響改善率只有5%~25%。

▲圖 12 各情景下塑料泄漏環境影響的改善程度對比

對比圖11與圖12可以看出，B系列情景對于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消費量最低，卻可以達到25%~50%的塑料環境泄漏改善率，而目前政策對于生活源一次性塑料制品整體替代的情景A14，達到情景B11近似的25%環境泄漏改善率需要使用情景B11近20倍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用量。

從環境泄漏改善率角度看，可對傳統塑料總用量占比不高的非重點領域適當放松監管，將行政成本著眼于環境泄漏問題更加突出的重點領域，如農業領域。如果將政策更聚焦于塑料袋、外賣、快遞、農業等重點領域，如情景A21A31A41B13，對比現有政策下對生活源一次性塑料制品整體替代的情景A14，在生物可降解塑料用量減半的情況下，改善率卻能從25%提升到60%。

因此對于傳統塑料總用量占比不高的非重點領域，如吸管、快遞膠帶等制品，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存在諸多問題，從環境泄漏改善率角度看可以相對放松監管。

▲圖 13 各情景下可降解塑料環境泄漏利用率對比

生活源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的環境泄漏利用率遠低于農業塑料替代方案。如圖13所示，本研究對比了不同情境下可降解塑料環境泄漏利用率，即可降解塑料實際被應用于解決環境泄漏問題的量占各情景對可降解塑料的消費量的比例。

對于生活源領域的可降解塑料的整體或重點替代方案，即A系列情景，考慮到我國城鄉平均生活垃圾的未處理率約5%（由前文式（3）核算得到），這些情景的環境泄漏利用率只有5%左右。對于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的方案，即B系列情景，因為可以直接解決地膜土壤泄漏問題，這些情景的環境泄漏利用率接近100%，即A、B系列情景的環境泄漏利用率相差約20倍。其余A、B系列的組合情景的環境泄漏利用率介于兩者之間，考慮到A系列情景對于可降解塑料的消費量遠高于B系列情景，組合情景的環境泄漏利用率平均在35%左右。

2.6成本效益分析

方法學基礎

為避免環境角度單維度評估的片面性，本研究從經濟角度對比了“十四五”時期不同情景下，在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達到相同的環境效益（替代或捕集等量的泄漏塑料）時，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與將泄漏的塑料捕集打撈回收方案的成本。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CBA）是通過比較項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來評估項目價值的一種方法，成本效益分析作為一種經濟決策方法，將成本費用分析法運用于政府部門的計劃決策之中，以尋求在投資決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常用于評估需要量化社會效益的公共事業項目的價值。

本研究中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評估經濟和社會角度可降解塑料的使用影響，試圖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影響開展系統性的綜合評價，避免單一環境角度分析導致觀點趨于片面。

為對比核算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生產成本差異，本研究分別考察了可降解塑料和傳統塑料的成本。可降解塑料以PLA為核算對象，傳統塑料以PP為核算對象。

如式（4）（5）所示，Cost total為總成本，Cost raw為原材料成本，Cost prod為生產環節成本，Cost trans為運輸環節成本，δcost為兩種塑料的成本差異，Cost raw pla為PLA主要原材料成本，Cost raw pp為PP主要原材料成本。對于可降解塑料和傳統塑料，本研究認為生產環節成本和運輸環節成本近似相等，因此兩者成本差值δcost主要為原材料環節的成本差異。

在生產中，1噸PLA需要消耗2.3噸玉米，2021年6月3日全國玉米均價收于2829.75元/噸，考慮其它加工成本，Cost raw pla接近10000元/噸。用陳化糧可以降低成本，但使用陳化糧制造PLA會占用原本其他用途的陳化糧使用，成本仍然需要新糧填補。根據目前PP顆粒均價約8000元/噸的市場價格，估算Cost raw pp為3000元/噸。因此，每噸可降解塑料對于傳統塑料的替代可近似認為需要約7000元的額外成本。

安全氣囊故障。1、安全氣囊電腦板一般都在排檔桿前面或者是檔桿下面，車上有帶AIRBAG的地方是氣囊。2、用電腦進氣囊系統檢測故障，再根據故障意思進行修復，如果沒有故障電腦可以直接清除故障。

為核算傳統塑料環境泄漏的成本，需要首先評估塑料環境泄漏的各類環境影響，并對各環境影響進行分別貨幣化表征，這項工作在現有環境泄漏影響的數據缺失的背景下難以進行。因此本研究根據環境成本核算的原理提出，塑料環境泄漏的成本可以轉換為從環境中捕集打撈漂浮飄飛塑料所需的成本。

目前對于打撈環境中漂浮塑料的成本的報道較少。2014年，第一屆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1）通過了“海洋塑料廢棄物和微塑料”決議，并發布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14年年鑒》和《評估塑料的價值》，指出海洋里大量的塑料垃圾日益威脅海洋生物的生存，保守估計每年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130億美元22，但是難以根據該數據估算我國每公斤塑料的打撈成本。因此在本研究中，通過對上海某海洋環保組織實際打撈工作的調研，得到我國打撈海洋塑料成本約60元/kg，即60000元/噸。對于不同情景下成本效益核算，可由式（6）（7）得到：

式（6）（7）中，Impact economic為各情景的經濟影響，δbenefit為兩種塑料的效益差異，Mbioplastics env為泄漏進入環境的生物可降解塑料量。benefitpla env為PLA主要環境效益，benefitpp env為PP主要環境負效益。為了實現傳統塑料與可降解塑料相似的環境效益，對于傳統塑料需要額外付出對應的環境打撈成本，因此，當設定兩者環境效益相等時，需要對傳統塑料部分額外增加對應的打撈成本。

成本效益分析結果

對于會直接造成環境泄漏的領域，可降解塑料替代的方案經濟性更好。對于B11到B13的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的情景及其若干混合情景，由于在這些情景中使用可降解塑料，其能被利用于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的比例極高，在這些情景下使用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的成本只有直接捕集等量的泄漏塑料的成本的12%到74%，其中僅在農業領域針對土壤泄漏使用可降解替代的方案成本只有直接捕集成本12%，但是生活源塑料環境泄漏的絕對量較高，該方案至多解決54%的塑料環境泄漏問題。因此從經濟角度考慮，對于會直接造成環境泄漏的領域，如回收產業不健全或回收代價過高的偏僻區域，在地膜、灌溉器具、秧盤等使用上采用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更具合理性，但是能否使用可降解塑料地膜需要在具體環境下評估實際降解情況，作為實際應用的前提。

綜合考慮來看，最為合理的方案是在重點泄漏地區使用可降解塑料，這樣可以直接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在一般生活源制品使用中，由于大多數制品不會造成環境泄漏，直接捕集環境泄漏塑料的方式最為合理。以目前的參數估算，解決占54%的農業塑料環境泄漏問題需投入約212億元，解決占46%的一般生活源塑料環境泄漏問題需投入約1535億，總計約1750億經濟總成本可以基本解決我國的塑料環境泄漏問題。目前大量建設的可降解塑料產能從新材料技術產業發展角度可以靜觀其變，歐盟在其可降解塑料影響政策研究報告9中也提到了類似的態度，但是其對于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實際上并不合適，尤其是目前主要可降解塑料制品產能集中于生活源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可降解塑料袋、吸管、餐盒餐具等制品上。

03 主要觀點與建議

01 目前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存在結構性矛盾，需要正視可降解材料的應用場景及產能的有效布局。

物質代謝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可降解塑料目前接近97%的比例仍然流向受控焚燒與衛生填埋方向，流入環境方向的占比約3%，只有不到0.01%的比例會最終進入工業堆肥與厭氧消化的發酵降解階段。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后實際進入環境，以及進入生物質處理設施發揮可降解優勢的比例極低。我國可降解塑料產能布局已經出現過剩趨勢，超出未來政策最嚴要求用量近3倍，尤其是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即主要的可降解塑料制品不會泄漏進入環境。主要的可降解塑料制品為可降解塑料袋、其次為餐盒具、再次為可降解吸管，然而這些制品絕大多數在生命周期末端不會泄漏進入環境，而是進入焚燒與填埋設施，導致這部分制品難以實現解決環境問題的目的。

要認真分析可降解材料品種及其對應的綜合影響與經濟性，合理布局產能、重點攻關場景應用研究，減少可降解材料的高成本布局、應用場景濫用及低效應用開發，將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重點領域落實到直接環境泄漏領域.

02 在末端處理設施中，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環境影響區別不大。建議應明確可降解塑料應用場景白名單，將存在直接環境泄漏的塑料制品使用場景作為各地制定并出臺可降解塑料替代方案的前提。

生命周期分析結果表明，傳統塑料與可降解材料對環境的影響差異體現在末端處理環節。生產環節生物基可降解塑料與傳統塑料的環境影響差別不大，在焚燒設施中，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與傳統塑料類似，在填埋設施中，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顯著高于傳統塑料，由于填埋氣甲烷的產生，1kgPLA在填埋設施的CO?排放當量超出傳統塑料焚燒的CO?排放當量約35%。因此目前常見的可降解塑料和其它垃圾混合進入垃圾焚燒、填埋設施的路徑，實際上與傳統塑料相比沒有優勢，考慮到可降解塑料的高額成本，成本效益極低。

從可降解塑料的實際降解表現與我國生物質處理設施的運行時間周期來看，PLA在工業堆肥運行30天時降解率達到約70%，在35℃和55℃濕式厭氧消化40天時降解率分別為10%和80%，因此PLA可以工業堆肥與高溫厭氧消化、不能中溫厭氧消化。PBAT在工業堆肥運行30天時降解率小于5%，在35℃和55℃濕式厭氧消化40天時降解率均小于8%，遠低于自然可降解物的表現，因此PBAT不能工業堆肥、中溫和高溫厭氧消化。

雖然可降解塑料的降解需要特定條件，否則降解速度會減緩，但是在環境泄漏中，對比完全不可降解的傳統塑料而言，可降解塑料確實存在降解優勢。對于會產生直接環境泄漏的領域，如欠缺回收產業無法開展大規模機械回收的邊遠地區，同時存在可降解塑料降解條件的情況下，可采用全生物降解的地膜、灌溉器具、秧盤等進行傳統塑料制品替代，以解決塑料環境泄漏問題。同時，對于可降解塑料的使用，能否應用于直接造成環境泄漏的領域應該作為一個重要評價指標。

03 目前的可降解塑料評價標準體系與實際末端處理處置方式嚴重脫節，建議測試標準基于目前我國工業堆肥和厭氧發酵工藝的實際運行時間，修正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時間評價指標。

我國生物質處理設施實際運行時間一般為30到40天，現有180天工業堆肥的測試標準遠遠長于我國生物質處理設施實際運行時間。建議基于目前我國工業堆肥和厭氧發酵工藝的實際運行時間，修正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時間評價指標，將工業堆肥的降解限制時間調整為30天，將厭氧發酵的降解限制時間調整為40天。

04 從經濟角度來看，目前在一般生活源領域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成本效益很差，建議優先推動具備降解環境條件的欠缺回收產業、無法開發大規模機械回收的邊遠地區地膜農具的可降解塑料替代工作。

目前可降解塑料制品大多使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環衛清運能覆蓋到的一般生活源領域。由于制品成本遠高于傳統塑料，這些可降解塑料制品基本只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使用，而我國環衛清運水平較高的地區也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這些制品絕大多數的去向是通過完善的環衛清運系統進到焚燒、填埋設施，產生不了環境保護的效果。

從可降解塑料實際被應用于解決環境泄漏問題的用量角度考慮，對于生活源領域的可降解塑料的整體或重點替代方案的環境泄漏利用率遠低于農業領域針對塑料土壤泄漏進行可降解地膜替代的方案。

從經濟角度來看，如使用場景條件具備，直接采用可降解塑料是解決重點泄漏地區塑料污染最為合理的選擇，例如在地膜難以回收地區適當推廣可降解塑料地膜；而在一般生活源一次性制品使用領域等絕大多數制品不會造成環境泄漏的使用場景下，用直接捕集環境泄漏塑料的方式解決問題。